提问:记者河西

  1.您出生于福建省福安县一个佛教家庭,家庭对您皈依佛教产生了怎样的影响?在您出家之后,您父母也相继出家了?
  答:福安民风淳朴,有深厚的佛教信仰基础。虽然在文革期间受到冲击,把寺院变成工厂或生产队,但在人们内心,还多少保留着对佛教的好感。我们家从祖母开始,都是虔诚的佛教徒,家中经常有出家人来往。这样的环境下,我从皈依到出家,似乎是水到渠成的,没有受到任何来自家庭的违缘。在我出家后,全家六人都先后出家了。
  2.怎么在宁德支提寺、闽侯雪峰寺体验寺院生活的?
  答:去支提寺,是因为母亲发心到那里帮忙修补藏经,我就跟着同去,并以行者的身份住了下来。到雪峰寺的时候,已经明确将出家作为未来的人生道路。虽然当时对出家的意义并不是十分了解,但我天性就喜欢寺院的生活。后来通过闻思和修学,越来越觉得出家是我生命中的唯一选择。
  3.1979年怎么在鼓山涌泉寺从普雨法师正式剃度的?“文革”期间,涌泉寺受到很大冲击,您了解的情况是怎么样的?
  答:当时,鼓山涌泉寺正准备恢复,出家人不多,要从周边寺院找些人过去,我就从雪峰到了鼓山。涌泉寺在文革期间的情况,我了解得不多。只知道寺院变成了园林景区,出家人多数被赶回家去,一部分留下变成了园林工人,而且要改僧装为便装。我师父普雨老和尚也是如此,还被打成黑教头,吃了不少苦。
  4.怎么对戒律和唯识情有独钟?
  答:学戒律,和广化寺圆拙老法师有关。圆老早年亲近过弘一大师,非常重视戒律弘扬,视之为住持正法之本。所以在主持恢复广化寺期间,有心成就几位年青法师学律,并为我们创造了良好的修学环境。藉由这个因缘,我得以在广化寺安心读了几年律典,对我后来思考僧团建设等问题有莫大帮助。戒律不仅是三无漏学之一,是修行不可或缺的基础,还代表着佛陀建立僧团的管理思想,是佛教健康发展的指南和保障。后来在教学中,我也多次开讲戒律,对一些律典作了解读,有两百多讲音像,已经出了五本,还有一百多万字的书稿在整理中。
  说到唯识,也不完全是我的主动选择。我在佛学院学习时,对唯识和中观都有兴趣,不分伯仲。在福建佛学院担任课程后,因为教学的因缘,就对唯识下了更多功夫。在深入学修的过程中,发现唯识对心性的挖掘、修学原理的开显,以及认识和世界的关系,阐述得非常清楚。即使对没有信仰的人来说,也可以从理性的层面接受。而且唯识是立足于妄心建立修行,更适合普通人契入,所以在弘法中也运用得更多。
  5.禅宗在佛教历史上,有其激进的一面,不喜欢一级级阶梯,而追求顿悟成佛,是否就能摆脱戒律的束缚?像济公一样酒肉穿肠过,您认为是否也是可以修行得道的?
  答:用“激进”来形容是不恰当的。佛陀说法是应机设教,即现代所说的因材施教。因为人有钝根和利根之分,所以依此建立了顿渐两套系统的修行。顿悟是直接立足于真心,故能“一超直入如来地”,但这只适合上根利智,属于精英教育。或者说,是针对特殊人才实施的特殊教育,不具有普遍性,更不能因此否定传统的修学次第。
  此外,禅宗也不否定戒律的修行。虽然禅宗提倡“搬柴运水无非是道”,似乎不讲究形式。在从某种意义上说,这是一种更为严格的修行。因为它直接立足于起心动念,要时时保持觉知,这种用心是绵绵密密的,贯穿于一切时,一切处,可以说,比重点落在身口上的持戒更微妙,要求更高。
  至于我们现在对济公的印象,更多是来自各种文艺作品的演绎,其中有不少以讹传讹的误读。事实上,这样一个成就者的游戏神通,并不在常人理解的范畴。要知道,济公的行为不是一种修行,而是一个成就者的示现。对于没有证量的凡夫来说,“酒肉穿肠过,佛祖心中留”不过是一个自欺欺人的借口罢了。济公也特别告诫说:学我是要下地狱的。最保险的,还是按戒定慧的常规理路修行。
  6.讲到唯识学,熊十力的《新唯识论》,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。熊十力将儒家的体用论融入到唯识学中,即体即用,而就佛学而言,体用随缘而起,随缘而兴,您认为这两者是否是矛盾的,怎么看熊十力的学说?熊十力其出发点,是要改变佛学空寂超世的态度,而以儒家积极入世的一面来看待人生,在您看来,这和太虚法师“人间佛教”的理念是否是一致的?您如何理解太虚法师提出的“人间佛教”?
  答:“即体即用”本身就是佛学的思想,而熊十力走的主要是宋明理学的路线。应该说,他是立足于儒家思想来了解佛学,在学习过程中,并没有以完全开放的胸怀去接纳和了解,而是一种拿来主义式的学习,根据自身立场对一些佛学义理进行重组。但因为他对佛法的理解并不完整,甚至有一定的误解成分,所以这种思想嫁接是有问题的。
  在不少人的观念中,佛教和儒教分别是出世和入世的代表,觉得将两者结合起来就完美了。事实上,佛教虽然有出世的层面,如声闻乘,但也有积极入世的层面,如菩萨乘。在很多大乘经典中,我们都可以读到佛菩萨对众生的无尽悲愿,他们正是在利益众生的过程中,成就慈悲,圆满佛果。
  所以,人生佛教不是来自儒家的入世,而是源于大乘佛教的精神。两者的区别在于,儒家的入世,因为没有出世的超然,容易陷入我执和名利。而大乘佛法不仅有入世的一面,还有空的智慧,帮助我们超越对世间的执著。只有在超越的基础上,才能真正做到“以出世心行入世事”,不为名利所染,不为世事所累。
  7.在唯识学中,阿赖耶识是最核心也是最神秘的部分。废名曾作《阿赖耶识论》,对熊十力的《新唯识论》提出了批评,废名站在一个比较传统的唯识学的立场上来论述阿赖耶识,认为说阿赖耶就是心,或者我们说真如佛性,世界就是它幻化而成,舍尔巴茨基称之为“存在的现象部分”,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否认外部世界的实在性,如何把握这种极为抽象的阿赖耶识而走向解脱?
  答:唯识要告诉我们的,就是“认识与存在”的关系。从唯识的角度来说,不认为有一个纯粹客观、独立不变的世界,因为每个人的心都会影响世界的产生和存在。换言之,每个人认识的世界,是没有离开各自的认识。
  在唯识学的传承中,有真谛三藏的旧译唯识和玄奘三藏的新译唯识。旧译认为第八识也是真如佛性,而新译认为阿赖耶识还是属于妄识,其中既有杂染的种子,也有清净的种子。这些杂染种子就是贪嗔痴等种种烦恼,会染污整个心灵世界。修行的过程,就是不断排除杂染种子,最终将之彻底清空,转染成净,转迷为悟。这就是唯识所说的“转依”,通过解除迷惑来走向解脱。
  8.我们知道,熊十力和废名,都认为自己已经领悟了佛教的真谛,熊十力自称菩萨,写《新唯识论》署名“黄冈熊十力造”,废名也自称已顿悟成佛,可是在文革中,两人都抑郁而终,熊十力高呼“中国文化亡了”流泪而逝,1967年,废名的遗体被搁在一辆平板车上被送往殡仪馆。这样的结果,我们是说,他们对于佛教的理解出现了偏差,没有真正开悟,抑或从空宗的角度来看,一切都是幻相,是绝对的空无,还是说,面对时代的悲剧,个人的修行和思考也可能会变得渺小和无力?
  答:熊十力对佛学的理解有严重偏差,至于废名,我并不了解。但有一点,如果是一个成就者,是不会抑郁而终的。因为修行是要超越自身的迷惑烦恼,对圣者来说,不论面对什么样的世界,也不论遭遇的是顺境还是逆境,都是一样的。他的心始终是自在的,如如不动的。这是修行成就的重要标准。
  至于一个成就者对世界有多大的影响,一方面取决于他的悲心和愿力,一方面也取决于这个时代的共业。比如声闻行者是以个人解脱为目标,虽然他也会弘法利生,化世导俗,但不以此作为自己不可推卸的使命。而菩萨行者是发愿以帮助一切众生共同解脱为目标,在这样的愿力下,就会更积极地去投入,去承担。虽然发愿,虽然努力,但佛教认为世间一切由众缘和合而成,愿力可以是无限的,但具体做到多少,对世界有多少影响,还要看时节因缘。
  9.在唯识学中,因明学是非常独特的逻辑思辨方式,您认为这样的逻辑思辨方式在佛教中出现,对佛教发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?
  答:唯识学的理论建构和传播都是立足于因明。通过因明的逻辑来建立理论体系,同时也通过因明的思辨去推广唯识学说,引导更多的人了解唯识。《因明入正理论》说:“能立与能破,及似唯悟他。现量与比量,及似唯自悟。”也就是说,通过因明,可以达到达到自悟和悟他的效果。
  当然,这只是修行的一个阶段。真正的修行,要在确立正见的基础上,通过禅修来体证。因为佛法修证还有超越逻辑的层面,需要以无分别智契入。
  10.《心经》是《西游记》中唯一全文引用的经文,从《西游记》中“心猿意马”的隐喻关系来看,心与孙悟空是对应的,而师徒五人西天取经也是一个克服心魔的过程,但是其中著名的“色即是空,空即是色”的论断,如果一切都是空,那么存在还有什么意义?会不会走向一种虚无主义?如何看待包括龙树在内的中观派思想家论空的学说?
  答:魔由心生,降妖伏魔其实就是降服心魔的过程。从《西游记》中唐僧遇到问题就念《心经》的描述,我们也可以把《心经》理解为一部降魔的宝典。
  《心经》是六百卷《大般若经》的精髓,而“色不异空,空不异色,色即是空,空即是色”正是其中的核心思想。这句话并不像常人理解的,一切都是空的,是什么没有的。这种思想在佛教中称为顽空、断灭空,是佛教所批判的。
  佛教所说的空,是要否定对“自性”的认识。所谓自性,即认为客观上有一个独存的、不变的、不可分割的实体。众生因为无明和我执,自性见可谓与生俱来。《心经》所要空的不是其他,正是这个自性见,告诉我们:有的当下是无自性的。但这种无自性并不否定缘起现象的存在,也不否定因缘因果的存在。
  再如《金刚经》“所谓世界,即非世界,是名世界”的三句式,也是说明同样的道理,帮助我们正确认识色(物质)和空的关系。在此基础上,通过禅修,体认到一切现象,乃至每个念头的本质就是空性。具备这样的认知,就不会被魔所扰了。
  11.空有二宗对世界本质的理解是不同的,您自己更倾向于哪一派?
  答:在佛法修行上,空有二宗各有所长。有宗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心性差别,了解认识与存在的关系,同时对菩萨道的修行有非常详尽的阐述。而空宗是帮助我们对一切存在的现象做本质透视,了解到一切物质和精神都是因缘假相,从而扫除内心执著。对于这两种方法,我没有特别倾向,根据不同的对象,适合什么就用什么。
  12.我们知道,佛教在发展的过程中分化成多个宗派,各宗派之间对于佛教的理解、修行的方式都有不同,您是认为殊途同归还是有所偏废?
  答:从最终目标来说,佛教的所有宗派和法门都是殊途同归的。但也不能否认,某些宗派在发展过程中,会因为特别强调某一点而有所偏废。佛教虽然有八万四千法门,但核心要素不外乎皈依、发心、戒律、正见和止观,不可或缺,否则就会影响它的健康发展。
  13.在佛教历史上,不同的版本、不同的经书又会有不同的解释和争议,像《坛经》中的“本来无一物,何处惹尘埃”一句,按照敦煌本,应为“佛性常清静,何处惹尘埃”,差别这么大,理解上自然会有很大的差异,还有对马鸣《大乘起信论》是否为伪经历来就有很大的争论,在这样的背景下,如何去伪存真、正确地理解和阅读佛教典籍?
  答:佛法博大精深,如果对修学缺乏正见和整体认识,除了不同版本和翻译带来的困扰,还会面临不同经论和修行体系带来的困扰。我经常说,有些人没学佛前一大堆人生问题,学佛之后,人生问题没解决,又增加了一大堆佛法的问题。
  为什么会这样?关键是在一个什么高度来看待。如果我们对佛法的根本精神有充分了解,并具备一宗正见,那么,版本的差异也好,宗派的分歧也好,其实都不是问题。因为这些只是代表不同的角度,不存在非此即彼的矛盾。
  那么,对尚未具备正见的人来说,又该怎么办?最保险的办法,就是在善知识的指导下,有次第地深入修学。因为我们现在能力有限,所见所闻所思都是片面的,很容易迷失方向,南辕北辙。亲近善知识,就是让我们借助善知识的高度来看问题,避免弯路和陷阱。等你达到一定高度,再回望来时路,就尽览无余了。所以佛陀在《阿含经》中,将善知识的作用称为“全梵行”,即修行的一切成就都取决于善知识。
  14.怎么在南普陀寺的圆通讲堂和湛如法师一起为信众开设了“正信佛教系列”和“人生佛教系列”的讲座,开始弘法的?您认为个人的修行和弘法哪个更重要?
  答:在南普陀开始弘法,一方面是受到台湾佛教的影响,被他们的弘法热情所感染;一方面是自己觉得,面向社会弘法,以所学利益大众是很有意义的。有了这个愿力,就会有条件,有办法,所以佛教特别强调愿力的作用。
  对我来说,内修和外弘一样重要。事实上,这也是每个大乘佛子必须承担的使命,那就是自利利他,自觉觉他。没有内修的基础,外弘就无从谈起。没有外弘的实践,就不能在利他中圆满慈悲和智慧的修行。
  15.在这样一个非常浮躁,生活节奏如此之快的现代社会里,现代人面对各种压力,您觉得他们如何能保持内心的平静?
  答:我觉得主要有三点,一是保持简单自然的生活,凡夫心随境转,环境简单了,心就容易安住;二是学习佛法智慧,对人生有了正确认识,才能看清内心是怎么回事,知道什么是最有价值的;三是通过禅修,学会觉知、观照和调整心行的方法,即调心之道。这三点,也符合佛教的戒定慧三学。其中,戒是营造心灵环境,慧是确立生命方向,定是掌握实战技术。
  16.印光法师在自己的卧室里挂着一个“死”字,了悟生死,您如何看待死亡?莫言受到佛教轮回概念的启发,写出了长篇小说《生死疲劳》,在这部小说里,我们看到,死亡不是解脱,而是另一个痛苦现实的开始,如果真有轮回,您认为一定是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”的吗?
  答:通常,人们是从生活来看生死,似乎有开始有结束。而佛教是从生命来看生死,在生命海洋中,我们这一期的生死,不过是一个泡沫的形成和消失而已。
  所以,死亡的确不是结束,而是生命延续过程中的一个中转站。到了这个站点,你就需要转车。但会转到哪里去?下一站的车票,就取决于我们的业力,也就是身体、语言、思想行为形成的心理力量。
  很多人对“善有善报,恶有恶报”存疑甚至否定,因为从局部现象来看,似乎不见得是这样的结果。要知道,佛教的因果观是立足于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三世,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境。当然对没有信仰的人来说,理解起来也许有些障碍。所以,我现在更多是从心灵因果来谈。当我们行善的时候,会因此增长爱心和慈悲,会立刻收获喜乐和安详,这是当下就感得的回报。至于未来的果报,其实只是这个善行带来的副产品。事实上,对人生来说,没有什么比改善生命品质更重要的了。
  17.又是怎么和苏州西园寺结缘的?
  答:我1980年去中国佛学院上学,寒暑假回鼓山时会路过苏州,多次在西园寺小住。当时,安上老法师非常重视文化建设和教育弘法,对我很是关照,这个缘就越结越深。安老生前一直希望创办“戒幢佛学研究所”,临终时留下遗命,让我完成这一心愿。我既为他的这种精神所感动,同时也愿意尽己所能地为佛教做些什么,可以说,内因和外缘都很契合。安老之后,接任的普仁大和尚一如既然地重视教育,支持弘法,为四众弟子创造了良好的学修条件。二十多年来,我虽然经常在全国各地弘法,但西园寺始终是我教育和弘法的基地。
  18.您现在每天的起居生活是怎么样的?各种讲座各种邀请,这么忙,会不会影响到您每日的修行?
  答:除了外出弘法和研究所的教学任务,日常就是静修和学习。弘法事务虽忙,但这本身就是修行的重要内容,可以使我不断印证所修所学。同时,看到社会对佛教的需求越来越多,也在不断推动我以更大的愿心去承担。当然,日程太满的话,对个人自修肯定会有影响,这就需要把握好内修和外弘的关系,学以致用,用以促学。
  19.怎么开始写书,并在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这五卷本的文集的?
  答: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,就陆续在《法音》和香港《内明》等杂志发表了一些论文。开始面向社会弘法后,也出版了一些演讲集。华东师大出版社的这套文集,主要根据我历年的文章和演讲选编而成,按内容分为《处世》等五本,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。